中国茶文化研究报告(茶文化国内研究现状)

　　谈起中国茶道，首先要从“茶道”一词的起源说起。陆羽因《茶经》而被称之为茶圣，然而《茶经》全文中却没有“茶道”一词。

　　虽然成书于 8 世纪末的封演《封氏闻见记》中提到: 常伯熊“因鸿渐之论广润色之，于是茶道大行 。 ”但这里指的是属于技术层面的煮茶之道，并非是现代茶文化学上所说的具有哲理意义的“茶道” 。

　　真正提出“茶道”概念的是比陆羽年长的诗僧皎然 。在其诗作《饮茶歌·诮崔石使君》中首次出现了“茶道”一词 。其诗全文为 :

　　越人遗我剡溪茗,采得金芽爨金鼎 。

　　素瓷雪色漂沫香 ,何似诸仙琼蕊浆 。

　　一饮涤昏寐 ,情思朗爽满天地 。

　　二饮清我神 ,忽如飞雨洒轻尘 。

　　三饮便得道 ,何须苦心破烦恼 。

　　此物清高世莫知 ,世人饮酒徒自欺 。

　　愁看毕卓瓮间夜 ,笑向陶潜篱下时 。

　　崔侯啜之意不已 ,狂歌一曲惊人耳 。

　　孰知茶道全尔真 ,唯有丹丘得如此 。

　　皎然在诗中将雪色漂香茶汤比喻为“诸仙琼蕊浆” , 将茶视为清高之物 ,并讥笑“世人饮酒徒自欺 。 ”即使是对历史上好酒的名士毕卓、陶潜等人也是愁 、 笑交加。

　　皎然此诗在茶文化史上的最大贡献是他将品茶过程归纳为三个层次。最高层次便是“三饮便得道,何须苦心破烦恼 。 ”这是真正的品茶悟道, 达此境界自然一切烦恼愁苦都烟消云散,心中不留芥蒂。皎然在诗中将这一境界概括为“茶道” , 其中含义与现代对“茶道”的界定较为接近。

　　在陆羽身后涉及茶道精神的大概要算卢仝了 。他在那首著名的《走笔谢孟谏议寄新茶》诗中,生动地描绘了饮茶的七个层次 :

　　一碗喉吻润,二碗破孤闷 。

　　三碗搜枯肠 ,惟有文字五千卷 。

　　四碗发轻汗 ,平生不平事 ,尽向毛孔散。

　　五碗肌骨清 ,六碗通仙灵 。

　　七碗吃不得也, 唯觉两腋习习清风生。 ”

　　除了“一碗”说饮茶可使喉吻湿润能够解渴是属于生理上的满足外 ,其余都是属于心理方面的感受 。“二碗”、 “三碗”大体与皎然的“再饮”相当。“四碗”已经破除了烦恼 ,接近于皎然的“三饮” ,五 、 六、七碗则已经明心悟道 ,飘飘欲仙了。虽然都是一些具有夸张色彩的艺术语言 ,然与皎然的诗有异曲同功之妙 ,将唐代的品茶之道升华到一个更高层次, 丰富 、 深化了茶道的内涵 。

　　能够从理性的角度对唐代茶道精神进行概括的是晚唐时期的刘贞亮。他在《茶十德》一文中,将茶叶的功效概括为十项 :“以茶散闷气,以茶驱腥气 ,以茶养生气, 以茶除疬气, 以茶利礼仁, 以茶表敬意, 以茶尝滋味,以茶养身体 ,以茶可雅志, 以茶可行道。 ”其中“利礼仁” 、 “表敬意”、 “可雅志” 、 “可行道”等就是属于茶道精神范畴, 这里所说的“可行”之“道” ,是指道德教化的意思。他认为饮茶的功德之一就是可以有助于社会道德风尚的培育,这是以明确的理性语言将茶道功能提升到最高层次 ,可视为唐代茶道精神的最高概括 。

　　宋代前后修撰了很多茶书 ,却只有宋徽宗的《大观茶论》涉及茶道精神 。《大观茶论》谈到茶之功效时说: “祛襟涤滞 ,致清导和,则非庸人孺子可得而知矣 。中淡闲洁 ,韵高致静,则非遑遽之时可得而好尚矣 。 ”“致清导和” 、 “韵高致静”是对中国茶道基本精神的高度概括 ,如果按现代学者对中国茶道往往喜欢用四个字来表达的模式,那么不妨说宋徽宗的茶道观就是“清 、 和 、韵、 静”四个字, 应该说是揭示出中国茶道的本质特征 , 与现代学者的茶道观相比 ,也不见得逊色多少。

　　遗憾的是, 在宋徽宗之后 ,中国的茶道观念没有得到继承和发展 ,没有一部茶书谈到茶道问题 。个中缘由 ,颇堪玩味。

　　试观我国的古代茶学史,出现了众多的茶书 ,其书名有《茶经》 、 《茶述》 、 《茶谱》 、 《茶录》 、《茶论》 、 《茶说》 、 《茶考》、 《茶话》 、 《茶疏》、《茶解》 、 《茶董》 、 《茶集》、《茶乘》 、 《茶谭》 、 《茶笺》等等,就是没有一本叫《茶道》的 , 也没有一本茶书中有专门谈论“茶道”的章节。

　　反观此时的日本,茶道已经发展到很成熟的地步。至少于公元 16 世纪后期, 日本茶道高僧千利休就已集茶道之大成 ,制定出茶道的基本精神 — — —茶道四规: 和、 敬 、 清 、 寂。一直沿袭至今 ,奉为圭臬 。两相对照 ,确实反差很大。茶道的源头确实在中国 ,“茶道”一词也是最早诞生于中国, 然而自唐代以后,中国历史上的茶道观念并不发达,至少在宋元明清时期是如此,这是不争的事实 ,我们应该有勇气承认这一点。

　　这是两国历史文化背景不同,茶道在社会政治生活的地位不同等诸多原因所造成的 。其中至少有三个方面值得我们注意。

　　一是将中国的饮茶方式引入日本的 ,是一批来中国留学的日本僧人( 遣唐僧) ,他们是在中国的佛教寺院中将佛门茶事学回去的, 而且是将它作为佛门清规的一个组成部分,一直在佛门被严格传承下来 。日本历史上的茶道大师都是名声卓著的大德高僧 ,不但赋于日本茶道以浓郁的佛教色彩, 也增强了日本茶道的权威性, 特别是自千利休之后,形成了嫡子继承的“家元制度” , 使其权威性更为稳固持久 。

　　二是日本僧人来中国留学之时 ,中国的饮茶方式( 如唐代的煮茶和宋代的点茶) 已经相当成熟 ,引入日本之后是作为一种高级文化形态首先在皇室贵族之间流传,而且在相当长的时间内一直为统治阶级所专享 。因此在日本最先形成的是宫廷贵族茶文化 ,得到当权的武士阶级的支持,成为他们的必要修养 。后来才逐渐传播到民间 ,上行下效, 原已成熟定型的饮茶方式和清规戒律,也为民间所全盘接受 ,形成社会的共识。

　　三是日本统治阶级对茶道的重视利用,加强了茶道与权力的关系 。其中尤以 15 世纪的足利幕府最为突出 。如幕府的第八代将军足利义正 ,根据亲信能阿弥的推荐 ,招来奈良称名寺的高僧村田珠光( 1423-1502 年) ,让他撰写茶汤法则( 《心之文》) 和其他茶故事 ,又在东山御所( 银阁寺) 兴建数栋房子, 以推行由珠光所提倡的禅院式茶礼 ,竭力提倡以饮茶方式来改善人际关系 ,并且祈祷天下太平 。后来的统治者织田信长 、 丰臣秀吉更把茶与权力的关系进一步具体化了。当时正是日本的战国时代,群雄争霸, 混战不休 ,他们想借助茶道来统一天下。于是信长除了热心于名贵茶具的收藏外, 还叫千利休等人出任他的专职茶头 ,要求他们继续制定和完善茶道的仪式和规则 。对于作战有功的武将不再给予土地, 而是以珍贵的茶器来进行颁奖 。企图以一种统治者的新型文化来扩大自己的势力范围 。丰臣秀吉沿袭了信长“准许茶汤御政”的做法,继续让千利休出任自己的茶头 ,要使茶汤在战乱中发挥作用 。丰臣秀吉除了自己喜欢茶道外,还让他的家臣涉足茶道。千利休就有许多武将出身的弟子, 如黑田如水就写了《茶汤定书》 ,记录了学习茶道的要点 ,并说它是出自千利休的教导 ,一定要严格遵守。丰臣秀吉自己也经常在重大政治活动前后举行规模盛大的茶会 ,进一步扩大了茶道的社会影响。显然 ,作为本身喜爱茶事的统治者, 他们都想通过能使人心灵平静的茶道来安慰统一天下的武将,以求达到通过新型的茶汤文化来辅佐和巩固他们的政权 。诚如陆留弟先生所说的 : “千利休时代之所以能迎来日本茶道的兴盛期, 除了千利休本人执着于茶事的坚韧不拔的信念,更重要的是权力保护了茶道且大大发扬了茶道精神 。

　　这种现象在中国不存在 。中国的茶文化是在民间的土壤上发育起来, 逐步发展 ,逐步成熟。在中国是先有庶民茶文化 ,后来才被统治阶级所接受, 形成宫廷贵族茶文化的。

　　宋徽宗本人醉心于茶艺 ,且有精湛的造诣 ,又写有《大观茶论》一书 ,尽管他早已认为茶叶有“致清导和” ,“韵高致静”的特性 ,但他只是将茗饮的兴盛当做太平盛世的表征, 因而乐见“缙绅之士 ,韦布之流” ,“盛以雅尚相推, 从事茗饮 。 ”既不干涉百姓的茶事活动, 也没想要赋于它以传布社会道德的教化功能 。另一位特别好茶的帝王是清代的乾隆, 传说他自动退位时,老臣劝说: “国不可一日无君 。 ”他答曰 : “君不可一日无茶。 ”乾隆将茶置于政治之上 ,“不爱江山只爱茶 。 ”传说也许不足为据,但他在诗作中流露的思想感情却是真实的 。乾隆四次视察杭州龙井茶区, 写了《观采茶作歌》等诗, 在描写了参观采茶、制茶之后, 却关心起茶农的甘苦 :“防微犹恐开奇巧,采茶 去 曷 览民艰晓。 ”“敝衣粝食曾不敷, 龙团风饼真无味。 ”反映了乾隆的为君爱民的儒家思想 。丁文先生曾经指出: “封建时代的帝王集团 。他们也是知识分子, 受过最严格的儒学教育。 ”“一般具有很高的文化素养 。 ”也许正是因为拥有儒家学说这项强大的思想武器 ,足以承当教化天下的重任,身处江山统一、 太平盛世的帝王们, 更多关心茶叶的经济效益( 茶税和贡茶) , 而不会去考虑赋于茶叶以道德教育的重负。

　　至于平民百姓, 茶叶已成为他们日常生活中的必需品, 是开门七件事之一。客来敬茶 ,“以茶表敬意” ,以茶提神解乏 ,以茶养生,以茶自娱, 以茶赠友 ,以茶定亲, 以茶祭祀 ……等等均早已形成风俗习惯 ,无需教导,无需劝说,人们自然而然会遵守。整日里为生活忙碌奔波的劳苦大众 ,不可能有更高层次的文化追求,不会自觉去追求什么茶道精神 。文人雅士们则醉心于品茗技艺的探研, 他们都具有诗人的浪漫气质, 追求诗意的审美境界, 很少人会从社会学和哲学角度去考虑茶道精神问题 。中国古代的官吏都是典型的儒家子弟, 他们历来遵循儒家的处世原则 ,达则兼济天下 ,穷则独善其身 。仕途得意时忙于政务 ,自然无暇来过问茗饮琐事,倒霉失意时则隐退山林不问政事 ,只以茶来排忧解闷, 寻求解脱, 更不会过问社会道德教化问题 。而中国的佛门僧侣向来不干预寺外尘俗世界的事务 ,他们出来参加茶事活动 ,也都是以文人的身份出现,只不过他们的审美情趣中更多地带有禅味而已 。除了个别像皎然这样的大德高僧之外,很少有人会去考虑茶道问题。

　　至此，中国茶道就一直停留在没有固定的内涵，没有确定的形式的“道可道，非常道”的窘境中，没有固定的内涵就没有灵魂，没有确定的形式就无所继承，以至于有茶就都是茶道了！

　　本文引自：中国茶道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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