传承中国茶文化的意义(中国茶文化的传承与创新)

“安化山里人不作田，三月茶阳春吃一年”。在古老的中国黑茶之乡——湖南省安化县，人人谈茶，户户种茶，村村制茶，山山出好茶。在产区人们的眼中更多看到的不是茶，而是被茶融入了的生活。

在安化，茶叶不仅是一种生业，它已经融入到人们的生活里，形成习俗，演变成文化。今天，小古便想跟大家一起来分享安化黑茶传奇背后的传承……

　　茶之出

斯由地气殊，匪藉人工巧

清代安化人、道光朝重臣陶澍专门写了《试安化茶诗》，叙述安化茶区人们的苦乐，他认为安化茶之所以好于邻县茶，主要原因在于安化的地理气候适宜于优质茶树生长，并非单纯凭借人工制茶的技巧。

曾经有好事者找到安化与邻县交界处的两片茶园，同时采摘鲜叶，按同种工艺分别制成安化黑茶，但茶气茶味均相差极大。

安化直到宋熙宁年间才“归安德化”，其原住民史称“梅山峒蛮”，过着“摘山射猎”的生活，始终恪守“天人合一”、“敬畏自然”的基本理念，讲究“秋采留种、春不狩猎”，以保持生态的多样与物产的丰富，维护本族赖以生存的自然环境。

　　茶之产

谁知盘中芽，多有肩上血

做茶是个苦差使，从种籽长成茶树，年年需要培管。安化茶农有一句谚语：“七挖金，八挖银；九月十月挖，不如床上睏（睡觉）。”就是说要趁伏天抓紧为茶园锄草起垄、施肥培土。

采茶之时正值农忙时节，无论男女老少都带着篮筐走向茶山的各个角落，清晨迎着全身湿透的浓雾进入深山，晚上又要就着熊熊烈火炒制茶叶。待到茶叶制成，却只能把好茶卖给商人以养家糊口，留下粗茶供自己解渴。

历尽艰辛制出来的毛茶，还要靠茶行收购、客商销售出去，才能“赖以完国课、活家口（安化茶业禁碑语）”。所以安化茶农说“茶是草、客是宝，茶客（即采购毛茶的客商）不来不得了”。

茶行与茶商是生意上的合作伙伴。旧时外来茶商很少直接进山采购，而是把收购、拣选、包装、加工、发运等工作交给本地茶行。每年开春后，外地茶商陆续赶到集市，有的落脚多年信赖的老茶行，有的选择与声誉好的茶行合作。这时茶行要准备隆重的“进山酒”，为茶商接风洗尘，并商讨委托收茶事宜。接受茶商委托之后，茶行一般要雇请验茶、保管、账房、伙夫、踩工、杂役等职员。茶市开秤，茶行一般坐店收茶，也有的下乡预购，再由脚夫运茶。

毛茶收到茶行里，在精制之前还要进行拣选，茶行称为“发拣”，这项工作一般由妇女完成。拣出的茶梗、黄叶等杂质称为“拣皮”，每天完工后根据拣皮轻重计领工资。拣茶完毕，由茶行按茶商要求精制、包装，并发运出境，此时茶商与茶行进行结算，茶商要设宴酬谢茶行，茶行也要为茶商饯行（称为“出山酒”），期待第二年茶商如期再来。

　　茶之政

岂知劲直姿，其功罕与等

自五代马楚政权开始，封建制中央王朝就在安化这片土地上“掌摘山（茶叶税）煮海（盐税）之利，以佐国用”。一片片安化黑茶中，蕴含着财政、国防等沉甸甸的家国重任。这一点，历代安化茶农有着深刻的认知。

唐朝以下，封建国家的财税思想是“因民之所急而税之，则国用足（唐刘晏语）”。随着饮茶之风大盛，上至王公贵族，下至升斗小民，“茶之为用等于米盐，不可一日无（王安石《议茶疏》）”。附着在安化黑茶上的财政税费，也就一度成为中央王朝和省、道、县各级的命脉。概略估计，宋代荆湖南路潭州府每年税茶100余万斤，茶税3-10万贯不等，其中大半出自安化县。1939年至1944年，安化县共压制7000多吨黑砖茶销往前苏联及西北，按当时茶叶税率保守估计，其财政贡献率在30万银元以上，有力地支援了抗战。

五代以下一千多年的时间内，安化黑茶曾经担负着巩固王朝国防的崇高使命，一方面如《宋史》所言：国家养兵，全籍茶盐以助经费；另一方面则是众所周知的“以茶制边”政策。“番人食乳酪，不得茶则因以病，故唐宋以来行以茶易马法，用以制羌虏，明制尤密。（《明史·食货志》）”这一记载，说破了唐宋以下直至鸦片战争之前“以茶制边”政策的本质，同时也是以安化茶为代表的“湖茶”大行于世的根本原因。

所以西北部，

嗜之逾珍鼎。

性命系此物，

有欲不敢逞。

——陶澍《试安化茶诗》

意思就是说，西北的少数民族对安化茶的嗜好甚至超过了珍宝与权力，因为他们的日常生活都要靠安化茶来维系，所以哪怕有野心也轻易不敢表露出来。陶澍逝世几十年后，他的亲家左宗棠在治理甘肃茶政时，采取了减轻商人负担以保障流通、降低茶价等措施，因而取得了极大的成功，也给安化茶开辟了更为广阔深远的空间。

从民国后期到新中国成立，乃至改革开放时期，用以促进民族团结和平等的边销茶制度得以确立并推行，安化黑茶作为边销茶的主要茶种，源源不断地供应边疆，成为民族团结之茶。

正因为安化茶叶不仅“上输国课、下养身家”，而且关系着国家安全，因此历代茶政管理极为严格，主要是禁止外县野茶入境、颁布量器和银钱兑换标准等措施。根据安化黑茶禁碑记载，自明代开始至民国初期，省、府道、县各级时申禁令，见之于文字记载的多达二十来次，平均每隔十来年就重申一次，形成了蔚为大观的茶碑文化。

　　“奉上严禁”圣碑

　　这块“奉上严禁”的圣碑位于湖南安化高甲溪村的碑记坳，碑文开头写着“钦加州衔署安化县正堂加五级纪录五次杨为谕禁事……”落款处写着“道光四年（1824年）八月初一日各乡公刊”。湖南省考古研究所研究员证实：“目前，在湖南境内，仅发现一处写有‘奉上严禁’的碑刻。”其中，“奉上”就是奉皇帝朝廷谕旨的意思。清道光四年，安化县令遵旨意在高甲溪谌家茶园立碑，说明此处茶园的重要性。从碑文和地名来看，地名与碑文相符，结合史料证明高甲溪存在皇家茶园。“奉上严禁”可称是当时最高级别的“茶叶管理条例”。碑文中写到：“ 今因刘玉还茶货，凭江南王大茶行谌道义先生价卖祥瑞云，……以整章程。”其中提到的谌道义先生，便是“高甲溪”茶印谌氏家族第四代掌印人。

▲高甲溪茶印

　　谌贵祥

　　“高甲溪”茶印第八代掌印人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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